任泽平：房产税短期内难以推出 条件尚不具备

　　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表示，个人住房房产税短期内难以推出。他在报告中指出，在一线和强二线，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持续旺盛，而库存相对不足，房产税一旦推出，将会被转嫁给需求方，推高房价和房租，并不能抑制房价上涨。而在存在较高库存泡沫的三四线城市，房产税会增加持有成本，促使投资者抛售房产，不利于楼市去库存。

　　六大前提条件尚不具备

　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，并适时推进改革，此后房产税要扩围至个人住房的传闻不绝于耳。

　　方正认为，推出个人住房房产税（以下简称房产税），应立法先行，并满足6个前提条件，而这些前提条件短期内仍难以完全解决。

　　一是开展全国的住房普查，掌握全国住房的基本情况。自1984年以来，我国迄今为止没有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住房普查，住房基础信息薄弱。

　　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系统，准确及时的采集房屋登记和交易数据，实现全国联网、实时查询。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自2014年11月12日公布，2015年3月1日起施行，时至今日，政策已推行一年多，距离国土部多次提出的要在2016年底完成全国所有市县发放《不动产证书》的目标，仍有一定距离。

　　三是统一界定房屋性质。由于历史遗留原因，现存房改房、福利房、央产房、军产房、小产权房、经济适用房、集资房、两限房等不同类型的房屋，产权性质差别大，税基不统一。

　　四是完成房地产税改革。目前在房地产税收环节，约有10个税种，应重新设置建设、交易、保有环节税赋，避免重复征税。

　　五是完成《城镇住房保障条例》立法，清楚界定居民“基本住房标准”，以确定房产税的免征条件。2014年3月28日，国务院法制办发布《城镇住房保障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及其说明全文，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。这也是目前发布的较新的关于保障性住房的文件，该条例仍为意见稿，尚有很多问题亟待立法解决。

　　六是完成修订《税收征管法》，为依法治税，提供依据。2015年1月5日国务院公布财政部、国税总局起草的《税收征管法》（2015年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。对比原税收征管法，此征求意见稿对税收征纳权利义务做了大幅修订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6号），就做好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提出相关意见，并发布了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具体安排，其中包括抓紧修订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税收立法项目。房产税的开征需要得到纳税人的认可。

　　对于一个全新的税种，要想顺利的在全国进行推广并取得预期效果。一方面，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对纳税人进行“培训”，让纳税人充分了解相关的规定；另一方面，也需要积极采纳纳税人的建议和指导，使双方尽可能的削减信息不对称。在开征之后建立房产税监督机构，建立纳税申辩制度。为保证房产税的公平客观，对房产税的采集及使用都需要监督，纳税人有途径提出异议和申诉。

　　房产税不是控房价的有效手段

　　方正指出，房产税能否抑制房价，主要在于房产税是否会改变市场预期和供需关系。

　　在房价严重脱离居民消费能力，投资换手率高、投机获利盘巨大的市场环境下，房产税会增加持有成本，促使投资者抛售房产，同时弱化改善性和投资性需求，从而导致房价下跌。而在人口持续流入、经济和产业发展前景好的城市，市场需求旺盛，供不应求，房产税会被转嫁给需求方，推高房价和房租，并不能抑制房价上涨。

　　从国外实践经验看，房产税也不是政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、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。

　　德国房产税方案在20世纪60、70年代确立之后基本没有显着变化。但德国房价在之后的1967-1972年、1978-1980年以及2012年都曾较快上涨的现象，年均涨幅分别是9.96%、8.92%和9.1%。韩国在2005年8月出台《不动产综合对策》，包括征收综合不动产税，当年市场出现了明显降温（降幅为-4.2%），但到了2006年，房价又出现11.6%的报复性上涨，此后继续维持上涨态势。

　　香港也试图运用提高税收的方式抑制房价上涨，同样效果不佳。

　　2003年-2015年香港房价累计上涨超4倍，主要原因在于：

　　一是全球持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，热钱涌入香港，港元利率与美元同步，维持于极低水平，导致楼市投资需求大增，特别是买房落户政策刺激内地投资者投资需求；

　　二是经济增长购买力增强，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数上涨66%；

　　三是土地供应少，市场维持供不应求态势。
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港府采取提高税收抑制房产并未获得成效。

　　2010年11月开始，香港针对投机投资性需求开征额外印花税。若买家在6个月内转售，将征收15%的税率；6个月至1年内转售，征收税率是10%；1-3年内转售，税率是5%。但实施后的2012年1-10月，香港中小型住宅、大型住宅价格仍然分别上涨21%和11%。

　　2012年10月起，又进一步推出二项房地产税收政策：

　　第一，所有外地人士、本地及外地注册的公司购买香港住宅时需缴付15%印花税。

　　第二，提高额外印花税的税阶，将试用期延长至3年。若买家在6个月内转售，额外印花税率增加到20%；6个月至1年内转售，税率增至15%；1-3年内转售的税率提高到10%。

　　但香港房价2012-2015年仍然维持快速上涨。直到2015年港府开启第7轮调控，“降低贷款比例，限制还款收入比、缩短还款年限、限制贷款人身份、取消买房落户政策、提高住房供应量”等重磅措施出台，加上经济增速放缓、美元进入加息通道后港币被迫加息，房价才开始进入调整期。

　　从我国上海、重庆试点征收房产税后的市场情况看，2011年1月28日开始试点后，两市商品住宅成交量价均未走出独立行情。

　　同时，房产税试点也并未改变沪渝两市短周期波动特征：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房价涨速大幅跑赢全国水平，2010年开始严格实施的限购措施也导致成交量波动较大；

　　重庆因为供应充足、城镇化和整体收入水平较低、独特的组团式城市布局，房价涨速低于二线城市水平，投资投机性需求小，因此成交量波动也明显较小。波动幅度房价基本面主要受置业人口、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进程因素影响。

　　房产税无助于降房价，不利于去库存

　　中国城镇人口分布与区域住房价格基本吻合，人口区域分布结构正逐步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过渡。

　　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，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都在扩张，且在总人口当中的占比均在上升，对应的房地产“总量快速增长”的长周期阶段。这一个阶段和经济快速增长、制造业快速发展相关，而城市化率还没有达到55%。

　　第二个阶段是区域分化和城市群发展，中小型城市人口增长放缓，产业结构落后的城市人口甚至出现流出，而大都市和对应的城市圈人口比重继续上升。这一阶段，对应房地产“总量放缓、区域分化”的长周期阶，伴随着制造业的绝对衰退、服务业的相对发展，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大致55%-70%之间。房地产政策不会脱离房地产行业基本面。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两类泡沫，在一线和强二线体现是价格的泡沫，在三四线和资源型省份体现是库存的泡沫。出现泡沫的根本原因，在于城市化第二阶段房地产市场需求区域分化，以及当前供给和需求出现脱节。

　　无助于稳房价

　　在一线和强二线，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持续旺盛，而库存相对不足，一致性预期下投资投机性需求出现，加速房价上升。

　　重点城市房价收入比高是全世界的共同特征，是由于资金和人口集中，城市内收入分化造成的；我国一二线城市中由于流动人口多，收入差距大，而造成房价收入比相对于中产阶级占主导的发达国际一线城市更高。我国要保障刚需，抑制房价泡沫，应该增加供给，改善供应结构，降低区域内在房产上的杠杆。

　　而房产税出台，只能在短期内使部分资金成本较高、资金压力较大的投资投机性需求出局，无法改变供不应求的一致性预期，也无法消除投资投机性需求。房产税虽然属于直接税，由房产持有人直接承担，如果不能逆转供求关系，则税负可以通过租金和房价方式转嫁，房租和房价被推高，这与供给侧改革“降成本”政策目标背道而驰。

　　不利于去库存

　　我国广大三四线城市、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圈存在较高库存泡沫。

　　用完工待售面积表示狭义库存，用累计开工减去累计销售表示广义库存，两者都一路走高，在2016年上半年才开始回落。

　　目前去库存大幕刚启，任务依然很重，去库存将是持久战。商品房、商品住宅广义库存面积分别为59.3亿平、26.8亿平，较2015年12月，分别增加1.7亿平、减少0.3亿平。按照1-7月月均销售面积计算，7月末，商品住房和商品住宅广义库存的存销比分别为54.8个月和27.9个月。

　　因此，即使不新增加开工面积，并保持当前销售速度，商品房和商品住宅广义库存也需要4.5年和2.4年才能完全消化。另一方面，库存区域分化明显，考虑到一线和强二线上半年库存下降快，对去库存贡献较大，三四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去库存任务仍然严峻。

　　“整体去库存”仍是政策基调，如果短期推出房产税，即使按照人均居住建面设置免征面积，也只能保障刚需，而将直接抑制二套以上的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投机性需求，去库存将只能依靠农民工进城、棚改动迁两类新增需求。

　　方正将全国城镇商品住宅需求分拆为四部分：

　　一是新增城镇常住人口住房需求，代表每年因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，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和城市化农民进城；

　　二是现有城镇常住人口居住面积增长需求，代表每年城镇存量人口因改善性、投资投机性需求；

　　三是棚改及动迁新增需求，涵盖的是城市存量房折旧产生的新增需求；

　　四是农民进城未构成需求扣减，指农民工自带房入城、通过安置房安置、农民工返乡建房等造成的农民工进城后不产生商品住房需求部分。

　　方正测算，改善性和投资投机性需求占总需求的36%左右，考虑到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入趋缓、棚改和动迁面积和一二线城市相对较小，实际上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投机性需求的占比更大。

　　征收房产税会增加房产持有成本，按照“杭州方案”并参考国外经验，房产税通常会根据房屋持有面积设置累进税率，因此会大幅一直改善性和投资性需求。

　　（2013年，杭州曾作为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扩围城市，制定房产税“杭州方案”，内容包括针对增量住房征收、以户为单位划定人均免征面积、实行超标面积累进税率等，但在进入会签程序后被紧急叫停。）

　　方正测算极端情况下，如果征收房产税后改善性和投资投机性需求全部被抑制，对去库存造成的影响。不考虑各地区需求的结构性差异，假设所有住房需求均通过商品房市场满足。根据测算，2016年总需求14.9亿平，其中改善性和投资投机性需求5.6亿平。

　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房地产运行数据，截至2016年7月，完工待售的狭义商品住宅库存面积4.3亿平，累计开工减去累计销售的广义商品住宅库存面积为26.8亿平。可以计算得到，征收房产税后，剔除改善性和投资投机性需求，广义和狭义去库存周期延长52%。

　　（原标题：任泽平：房产税短期内难以推出）

　　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表示，个人住房房产税短期内难以推出。他在报告中指出，在一线和强二线，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持续旺盛，而库存相对不足，房产税一旦推出，将会被转嫁给需求方，推高房价和房租，并不能抑制房价上涨。而在存在较高库存泡沫的三四线城市，房产税会增加持有成本，促使投资者抛售房产，不利于楼市去库存。

　　六大前提条件尚不具备

　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，并适时推进改革，此后房产税要扩围至个人住房的传闻不绝于耳。

　　方正认为，推出个人住房房产税（以下简称房产税），应立法先行，并满足6个前提条件，而这些前提条件短期内仍难以完全解决。

　　一是开展全国的住房普查，掌握全国住房的基本情况。自1984年以来，我国迄今为止没有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住房普查，住房基础信息薄弱。

　　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系统，准确及时的采集房屋登记和交易数据，实现全国联网、实时查询。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自2014年11月12日公布，2015年3月1日起施行，时至今日，政策已推行一年多，距离国土部多次提出的要在2016年底完成全国所有市县发放《不动产证书》的目标，仍有一定距离。

　　三是统一界定房屋性质。由于历史遗留原因，现存房改房、福利房、央产房、军产房、小产权房、经济适用房、集资房、两限房等不同类型的房屋，产权性质差别大，税基不统一。

　　四是完成房地产税改革。目前在房地产税收环节，约有10个税种，应重新设置建设、交易、保有环节税赋，避免重复征税。

　　五是完成《城镇住房保障条例》立法，清楚界定居民“基本住房标准”，以确定房产税的免征条件。2014年3月28日，国务院法制办发布《城镇住房保障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及其说明全文，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。这也是目前发布的较新的关于保障性住房的文件，该条例仍为意见稿，尚有很多问题亟待立法解决。

　　六是完成修订《税收征管法》，为依法治税，提供依据。2015年1月5日国务院公布财政部、国税总局起草的《税收征管法》（2015年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。对比原税收征管法，此征求意见稿对税收征纳权利义务做了大幅修订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6号），就做好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提出相关意见，并发布了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具体安排，其中包括抓紧修订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税收立法项目。房产税的开征需要得到纳税人的认可。

　　对于一个全新的税种，要想顺利的在全国进行推广并取得预期效果。一方面，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对纳税人进行“培训”，让纳税人充分了解相关的规定；另一方面，也需要积极采纳纳税人的建议和指导，使双方尽可能的削减信息不对称。在开征之后建立房产税监督机构，建立纳税申辩制度。为保证房产税的公平客观，对房产税的采集及使用都需要监督，纳税人有途径提出异议和申诉。

　　房产税不是控房价的有效手段

　　方正指出，房产税能否抑制房价，主要在于房产税是否会改变市场预期和供需关系。

　　在房价严重脱离居民消费能力，投资换手率高、投机获利盘巨大的市场环境下，房产税会增加持有成本，促使投资者抛售房产，同时弱化改善性和投资性需求，从而导致房价下跌。而在人口持续流入、经济和产业发展前景好的城市，市场需求旺盛，供不应求，房产税会被转嫁给需求方，推高房价和房租，并不能抑制房价上涨。

　　从国外实践经验看，房产税也不是政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、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。

　　德国房产税方案在20世纪60、70年代确立之后基本没有显着变化。但德国房价在之后的1967-1972年、1978-1980年以及2012年都曾较快上涨的现象，年均涨幅分别是9.96%、8.92%和9.1%。韩国在2005年8月出台《不动产综合对策》，包括征收综合不动产税，当年市场出现了明显降温（降幅为-4.2%），但到了2006年，房价又出现11.6%的报复性上涨，此后继续维持上涨态势。

　　香港也试图运用提高税收的方式抑制房价上涨，同样效果不佳。

　　2003年-2015年香港房价累计上涨超4倍，主要原因在于：

　　一是全球持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，热钱涌入香港，港元利率与美元同步，维持于极低水平，导致楼市投资需求大增，特别是买房落户政策刺激内地投资者投资需求；

　　二是经济增长购买力增强，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数上涨66%；

　　三是土地供应少，市场维持供不应求态势。
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港府采取提高税收抑制房产并未获得成效。

　　2010年11月开始，香港针对投机投资性需求开征额外印花税。若买家在6个月内转售，将征收15%的税率；6个月至1年内转售，征收税率是10%；1-3年内转售，税率是5%。但实施后的2012年1-10月，香港中小型住宅、大型住宅价格仍然分别上涨21%和11%。

　　2012年10月起，又进一步推出二项房地产税收政策：

　　第一，所有外地人士、本地及外地注册的公司购买香港住宅时需缴付15%印花税。

　　第二，提高额外印花税的税阶，将试用期延长至3年。若买家在6个月内转售，额外印花税率增加到20%；6个月至1年内转售，税率增至15%；1-3年内转售的税率提高到10%。

　　但香港房价2012-2015年仍然维持快速上涨。直到2015年港府开启第7轮调控，“降低贷款比例，限制还款收入比、缩短还款年限、限制贷款人身份、取消买房落户政策、提高住房供应量”等重磅措施出台，加上经济增速放缓、美元进入加息通道后港币被迫加息，房价才开始进入调整期。

　　从我国上海、重庆试点征收房产税后的市场情况看，2011年1月28日开始试点后，两市商品住宅成交量价均未走出独立行情。

　　同时，房产税试点也并未改变沪渝两市短周期波动特征：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房价涨速大幅跑赢全国水平，2010年开始严格实施的限购措施也导致成交量波动较大；

　　重庆因为供应充足、城镇化和整体收入水平较低、独特的组团式城市布局，房价涨速低于二线城市水平，投资投机性需求小，因此成交量波动也明显较小。波动幅度房价基本面主要受置业人口、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进程因素影响。

　　房产税无助于降房价，不利于去库存

　　中国城镇人口分布与区域住房价格基本吻合，人口区域分布结构正逐步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过渡。

　　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，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都在扩张，且在总人口当中的占比均在上升，对应的房地产“总量快速增长”的长周期阶段。这一个阶段和经济快速增长、制造业快速发展相关，而城市化率还没有达到55%。

　　第二个阶段是区域分化和城市群发展，中小型城市人口增长放缓，产业结构落后的城市人口甚至出现流出，而大都市和对应的城市圈人口比重继续上升。这一阶段，对应房地产“总量放缓、区域分化”的长周期阶，伴随着制造业的绝对衰退、服务业的相对发展，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大致55%-70%之间。房地产政策不会脱离房地产行业基本面。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两类泡沫，在一线和强二线体现是价格的泡沫，在三四线和资源型省份体现是库存的泡沫。出现泡沫的根本原因，在于城市化第二阶段房地产市场需求区域分化，以及当前供给和需求出现脱节。

　　无助于稳房价

　　在一线和强二线，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持续旺盛，而库存相对不足，一致性预期下投资投机性需求出现，加速房价上升。

　　重点城市房价收入比高是全世界的共同特征，是由于资金和人口集中，城市内收入分化造成的；我国一二线城市中由于流动人口多，收入差距大，而造成房价收入比相对于中产阶级占主导的发达国际一线城市更高。我国要保障刚需，抑制房价泡沫，应该增加供给，改善供应结构，降低区域内在房产上的杠杆。

　　而房产税出台，只能在短期内使部分资金成本较高、资金压力较大的投资投机性需求出局，无法改变供不应求的一致性预期，也无法消除投资投机性需求。房产税虽然属于直接税，由房产持有人直接承担，如果不能逆转供求关系，则税负可以通过租金和房价方式转嫁，房租和房价被推高，这与供给侧改革“降成本”政策目标背道而驰。

　　不利于去库存

　　我国广大三四线城市、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圈存在较高库存泡沫。

　　用完工待售面积表示狭义库存，用累计开工减去累计销售表示广义库存，两者都一路走高，在2016年上半年才开始回落。

　　目前去库存大幕刚启，任务依然很重，去库存将是持久战。商品房、商品住宅广义库存面积分别为59.3亿平、26.8亿平，较2015年12月，分别增加1.7亿平、减少0.3亿平。按照1-7月月均销售面积计算，7月末，商品住房和商品住宅广义库存的存销比分别为54.8个月和27.9个月。

　　因此，即使不新增加开工面积，并保持当前销售速度，商品房和商品住宅广义库存也需要4.5年和2.4年才能完全消化。另一方面，库存区域分化明显，考虑到一线和强二线上半年库存下降快，对去库存贡献较大，三四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去库存任务仍然严峻。

　　“整体去库存”仍是政策基调，如果短期推出房产税，即使按照人均居住建面设置免征面积，也只能保障刚需，而将直接抑制二套以上的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投机性需求，去库存将只能依靠农民工进城、棚改动迁两类新增需求。

　　方正将全国城镇商品住宅需求分拆为四部分：

　　一是新增城镇常住人口住房需求，代表每年因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，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和城市化农民进城；

　　二是现有城镇常住人口居住面积增长需求，代表每年城镇存量人口因改善性、投资投机性需求；

　　三是棚改及动迁新增需求，涵盖的是城市存量房折旧产生的新增需求；

　　四是农民进城未构成需求扣减，指农民工自带房入城、通过安置房安置、农民工返乡建房等造成的农民工进城后不产生商品住房需求部分。

　　方正测算，改善性和投资投机性需求占总需求的36%左右，考虑到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入趋缓、棚改和动迁面积和一二线城市相对较小，实际上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投机性需求的占比更大。

　　征收房产税会增加房产持有成本，按照“杭州方案”并参考国外经验，房产税通常会根据房屋持有面积设置累进税率，因此会大幅一直改善性和投资性需求。

　　（2013年，杭州曾作为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扩围城市，制定房产税“杭州方案”，内容包括针对增量住房征收、以户为单位划定人均免征面积、实行超标面积累进税率等，但在进入会签程序后被紧急叫停。）

　　方正测算极端情况下，如果征收房产税后改善性和投资投机性需求全部被抑制，对去库存造成的影响。不考虑各地区需求的结构性差异，假设所有住房需求均通过商品房市场满足。根据测算，2016年总需求14.9亿平，其中改善性和投资投机性需求5.6亿平。

　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房地产运行数据，截至2016年7月，完工待售的狭义商品住宅库存面积4.3亿平，累计开工减去累计销售的广义商品住宅库存面积为26.8亿平。可以计算得到，征收房产税后，剔除改善性和投资投机性需求，广义和狭义去库存周期延长52%。